第三屆中日藏學研討會綜述

2017年12月2日，由龍谷大學世界佛教文化研究中心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第三屆中日藏學研討會”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召開。來自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龍谷大學、大谷大學、廣島大學、神戶外國語大學、種智院大學、駒澤大學、關西大學等多所院校和研究機構的5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本屆會議圍繞“西藏的宗教文化與梵文寫本研究”的主題進行探討，并邀請了日本著名藏學家廣島大學名譽教授桂紹隆先生和神戶外國語大學武內紹人教授作為評論專家。

與會的11位學者發表了論文，其中有5位學者的論文內容主要涉及“西藏的宗教與文化”的研究，具體內容分別介紹如下。

龍谷大學岡本健資副教授的論文題目是《多田等觀請來的〈釋迦牟尼世尊繪傳〉中所描繪的Muktālatā故事》。文章介紹了于1913—1923年在西藏出家，其間師事過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日本凈土真宗西本愿寺僧人多田等觀（1890—1976）于1937年5月收到的十三世達賴喇嘛遺贈給他的一組“釋尊繪傳圖”唐卡，現保存在巖手縣花卷市博物館是釋迦牟尼一生的大事記，遺憾的是左邊第4幅圖缺失。作者依據Quintman與Schaeffer書中所揭載的部分壁畫（Muktālatā故事）與該“釋尊繪傳”進行比較研究后，推測出“釋尊繪傳”缺失的“左4圖”所描繪的“Muktālatā故事”大致內容。

同是龍谷大學的巖尾一史博士的論文《在古代西藏統治下的敦煌和西藏佛教》，通過對敦煌出土的P.t.1000、P.t.1001、S.10828、IOL Tib J 1233等一系列藏文文書的形態、內容進行分析考察，指出8世紀后半葉被吐蕃政權所統治的敦煌與西藏本土，以佛教為紐帶的交流頻繁。他還就西藏佛教在多大程度上扎根于敦煌，以及在吐蕃政權的統治下西藏佛教是如何在敦煌展開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社會經濟研究所的萬德卡爾研究員發表了題為《關于藏族煨桑起源、儀式及功能的演變》的論文。文章使用文獻學和社會學方法，探討了煨桑這一歷史悠久的藏族祈愿禮俗，指出在習俗上煨桑儀式有凈化和祭祀獻供兩種意義，在起源上苯教、藏傳佛教和民間口述傳承中對煨桑都有不同看法，在這三種敘事語境中都存在著煨桑的內容變遷和社會意義的變化。作者又從儀式的角度，研究了煨桑儀式使用的經文、材料、煨桑的節日以及民間祭祀的分類，并分析了煨桑在當代社會的象征意義，指出煨桑已經轉變為民間機制化的儀式，凝聚了民間精神力量，并增強了文化儀式。最后作者認為煨桑在宣傳教育、政府政策、醫療衛生和基礎建設等方面起著多元化的作用。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的孟秋麗副研究員發表了《清代雍和宮的金瓶掣簽——以雍和宮檔案為中心》一文，利用現存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有關雍和宮的滿、漢、蒙文檔案，深入研究了金瓶掣簽制度的一些事例，厘清了蒙古地區各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認定的程序和特點。同時，介紹了金瓶掣簽制度在雍和宮實施認定章嘉、噶勒丹席熱圖、敏珠爾、東科爾、隆布諾們汗等活佛的具體過程。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的馮智研究員發表了《藏文〈五世班禪傳〉的史料價值評述》一文，指出藏文《五世班禪傳》中有大量的史料涉及清初順治、康熙、雍正和乾隆等歷代皇帝和清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加強管理和施政的情況，涉及的重大歷史題材包括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和五世班禪、第巴桑結嘉措與拉藏汗和六世達賴喇嘛的關系、康熙用兵西藏驅逐準噶爾部、清政府在西藏的行政管理和駐兵、清政府設立的駐藏大臣等等，有力地證明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是研究清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扎什倫布寺和五世達賴喇嘛及其相關時期歷史政治的第一手史料，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武內紹人教授對于以上學者所發表的內容，給予了一一評論，認為論文質量都很高，很有深度，特別是中方學者的論文讓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

其他6位學者的論文內容主要涉及“梵文寫本與佛教思想”的研究。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鄭堆研究員的論文是《〈寶云經〉研究》。《寶云經》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經典之一，是佛陀回答除蓋障菩薩的百問而形成的，對印度佛教和藏傳佛教影響巨大，尤其對藏傳佛教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文章介紹了《寶云經》的內容、重要性以及梵文本、藏譯本和漢譯本等情況，其中有關一直以來被認為已經失傳的梵文本，竟在拉薩布達拉宮被發現的訊信引起與會者的極大關注和興趣。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的李學竹研究員發表了《關于藏研中心所藏〈四贊頌廣注〉及其他梵文寫本》一文，詳細介紹了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所藏的《四贊頌廣注》和唯識論等梵文寫本的情況。文章首先介紹了這些寫本被收藏在編號為129的一個盒子中，這個盒子共有389張貝葉，涉及十多部經典。其中《四贊頌廣注》有47葉，每面墨書孟加拉體梵文5—6行，為同一人書寫。此論首尾有完整的序言和題記，有明確的抄寫年代和地點，但未有作者名稱。在序言末尾處明確提到被認為與龍樹同時代的sātavāhana王特別值得關注。其次介紹了有關唯識寫本情況，指出此寫本是一部有68〖BF〗張貝葉的殘卷，由于沒有題記，故論題不明，也不知作者是誰。但寫本首葉正中間用烏梅體藏文寫有一行：“Je rnam par rig byed tsam du sgrub pa yang dag pavi don levu gsum pa（唯識正義的論證第三？）”，其右邊有一行梵文：“varam hi dhārmakīrtte? carvvitesvapicarvvana||bhāvāna”，雙豎線前面部分是Hetubindutīkā第二頌的ab句。羅炤目錄可能是根據這兩行內容把此寫本斷定為“唯識—量理著作”。但根據發表者對正文的初步研究，此論的造論目的明顯是為唯識學說辯護，而且文中多次出現“阿賴耶識（ālayavij?āna）、唯表（vij?aptimātram）、無相知識論（nirākāravādidar?ana）、顯現（prakā?a）”等唯識詞匯，所以，此殘卷屬于唯識系統的論典應該是正確的判斷。文章還特別強調“顯現”的討論與寶藏寂（ratnākara?āti）的思想特征極為相似，由此推測此論可能是寶藏寂或屬于他這一系統中的論師所著。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的高穎博士發表了《〈菩提道次第廣論〉的菩提心觀》一文，從5個方面闡述了宗喀巴大師的巨著《菩提道次第廣論》中的菩提心思想，即菩提心的重要性、發菩提心的方法、菩提心的發起性狀以及增長菩提心的方法，指出菩提心的發起是顯密兩種大乘修行的唯一道路，同時強調生起菩提心的菩薩需勤行四白法，遠離四黑法才能使菩提心增長不退。宗喀巴大師重視修行、理事結合，為修學菩提心提供了清楚的方法和次第，從而形成了藏傳佛教菩提心修持的一大特色。

京都種智院大學的尼泊爾學者Shakya Sudan教授報告的是《關于尼泊爾現存用天城體文字音寫的藏文寫本考察》。尼泊爾以擁有梵文寫本寶藏而著稱，大部分寫本由政府機關、大學、民間團體保管，有些已作了整理研究，并出版有目錄。報告指出，尼泊爾現存梵文寫本、梵文與尼瓦爾語混合寫本、尼瓦爾文寫本、天城體文字音寫的藏文寫本，以及藏文與天城體文字混合寫本5種。不過，學界一直以來多注重梵文寫本的研究，近年來梵文與尼瓦爾語混合的尼泊爾特有寫本也逐漸地成為研究對象，但為數不多。報告以尼泊爾新發現的用天城體文字音寫的藏文寫本為焦點，考察其特征以及在佛教研究中的地位，指出“天城體文字音寫的藏文寫本”和“藏文與天城體文字的混合寫本”對于研究藏傳佛教在尼泊爾的傳播，以及尼瓦爾人的信仰與藏族文化的交涉等領域是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現存的寫本多保存在信徒個人、寺院、地方組織手中，多數被作為神圣的寶物世代相傳并被禁止閱覽和研究，而且保存狀況絕非良好。因此，報告者呼吁無論是為了維護和保存好寫本還是調查研究，在尊重寫本文化的同時，大力協助和支持寫本持有者的保護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駒澤大學的加納和雄博士發表了《無畏藏護現存的梵文著作》的報告，關注的是對無畏藏護傳存下來的梵文著作的風格。無畏藏護活躍于印度佛教即將消亡的13世紀，是超戒寺顯密雙修的大班智達。無畏藏護對藏傳佛教影響非常大，當時不少藏族留學僧入他門下，修學顯密教義。他的著作幾乎都被傳譯到藏地，成為藏傳佛教傳統理論的基石。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廣論》就是以他的Vajrāvalī為基礎而寫成的。他的《牟尼意莊嚴論》也是很多藏族僧人學習的教科書。《藏文大藏經》收錄其23部著作，包括密教19部，顯教4部。新近又發現3部。其中有13部以梵文原典形式流傳下來，《傳承花蕾》（āmnāyama?jarī）是密宗方面的代表作，《牟尼意莊嚴論》(Munimatālamkāra是顯教方面的代表作。無畏藏護的著作風格大部分是借用前輩先哲的文章以及旁征博引各種經論加以編纂，自己的文章占極少部分。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無畏藏護對保持這種風格堅定的決心和頑強的意志。因此，報告者推測這種著作風格的特異性可能是由于無畏藏護感覺或預見到不久將來印度佛教將走向滅亡，所以他盡可能地對佛學傳統進行梳理和總結歸納，并把它傳遞到下一代。他之所以大力培養藏族僧人并協助、參與其著作的藏譯工作可能是希望把即將滅亡的印度佛教完整地傳到西藏繼續發揚光大。事實上也如他所愿，佛教完整地被藏傳佛教所繼承。此外，無畏藏護這種著作風格不僅對即將滅亡的印度佛學進行了一次大總結，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已經失傳的梵文佛典的珍貴資料。

龍谷大學的博士研究生間中充發表了題為《關于〈大乘莊嚴經論〉俄爾寺舊藏貝葉》的報告，主要是對瑜伽行派主要論典之一的《大乘莊嚴經論》（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bhāsya，簡稱MSA/Bh）的寫本研究。《大乘莊嚴經論》梵文本于1907年由法國學者萊維（S. Lévi）校勘出版。萊維校勘所使用的底本是1677或1678年（尼泊爾歷798年）抄寫于紙上的尼泊爾寫本（Ns）。到目前為止，《大乘莊嚴經論》的梵文寫本共發現有12種。除了發現于西藏俄爾寺的一種貝葉寫本外，其他11種均屬于尼泊爾系統的寫本，而且以Ns寫本為最古老，其余10種都是從它復制或派生出來的。然而，Ns寫本本身存在不少錯誤，從它派生出來的寫本也延續了這些錯誤而且有不少梵文脫落現象。間中充介紹了利用西藏俄爾寺舊藏的該論貝葉寫本，對萊維的《大乘莊嚴經論》梵文校勘本以及作為底本的Ns等尼泊爾系統寫本的讀法、缺失部分作了幾點訂正和補充。通過這些訂正和補充，不僅可以正確理解梵文原文，而且對《大乘莊嚴經論》原典重新校勘以及日文翻譯研究都有極大的作用。

對于以上6位學者的報告，桂紹隆教授都進行了認真仔細的點評，也提出了比較尖銳的問題，報告者都予以回應和解答，學術交流在熱烈融洽的氛圍中圓滿結束。

中日藏學研討會創辦于2010年，此前于2010年10月和2013年1月分別在北京和京都舉辦過兩屆。中日藏學研討會自創辦以來，參加的學者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反響也越來越高。因此，與會中日學者一致認為“中日藏學研討會”已成為中日兩國藏學界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和窗口，希望長期舉辦，并期待下屆研討會在北京相見。